编者按1 *** 5年1月4日，《京报副刊》在孙伏园的主持下，发布《一 *** 五新年本刊之二大征求》：“青年爱读书十部”和“青年必读书十部”。一时名流，如胡适、梁启超、周作人、马裕藻、 *** 、林语堂、沈兼士、顾颉刚、汪兆铭、马叙伦、罗庸、许寿裳、太虚等78人，先后参与推荐必读书。特别是因为大文豪、思想文化界斗士 *** 交了“白卷”，坦言“从来没有留心过，所以现在说不出”，并在“附注”栏说明道，“我以为要少——或者竟不—— *** 书，多看外国书”，引发思想文化界的激烈争论，衍化为近代文化史上的 *** 。此次事件，是当时声势盛大的“整理国故”运动在大众阅读层面的辐射。它不仅反映了参与者在治学领域、兴趣、理路和 *** 等方面的差异，还因其关乎“改造 *** *** ”“再造文明”“民族国家认同”乃至“救亡图存”等与时势相关的重大问题，呈现了他们对中与西、传统与现代、启蒙与救亡等关系的不同思考。衍至今日，这些问题仍是困扰我们、需要我们直面的，先贤的思考无疑可以提供很多有益的启示。值此事件发生一百周年之际，特推此文，以为纪念。
梁启超推荐国学书目的“晚年定论”
文丨陈斐
多年执教、一生以启蒙为职志的近代思想文化界领袖梁启超，著述之余，也编纂过不少接引后学、指点门径的书目及读书指导类著作。目前，学界关注较为集中的是他与胡适论战的《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》（1 *** 3），对其早年所编《读书分月课程》（ *** 4）《西书提要》《西学书目表》（ *** 6）《东籍月旦》（1902）及晚年所编《要籍解题及其读法》（1 *** 3）《读书示例——〈荀子〉》（1 *** 5）等也时有论及，唯独对其堪称“晚年定论”，更具逻辑 *** 且周详、 *** 的《读书法讲义》（下文简称“《读书法》”）罕见提及，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。这可能与此著未收入《饮冰室合集》有很大关系。《读书法》系商务函授学社国文科初级教材，成书时间比《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》晚四五个月。一年多之后，梁启超应邀推荐“青年必读书十部”（详下），即沿着《读书法》的思路及框架筛选[1]，足见其为任公“晚年定论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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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读书法》系梁启超1 *** 3年 *** 月间，应商务高管高梦旦约稿而撰。梁氏书札对此有清晰呈现，其1 *** 3年7月31日《致菊梦两公书》云：“梦兄前惠书，因彼时方从西山返天津，放在行箧中，遂忘作答，荒唐极了。续接菊兄书……梦兄委撰《读书法》，极愿从事，惟因一月来在南开演讲，带编讲义，日不暇给，故未尝着手。顷南开讲义将完，而教育改进社又将开会，须入京旬日，大约八月杪九月初始能属稿，不审太迟否（又尚有一题系何题，请并示）。若尚可赶及，当暂阁置一切即成之。”8月11日《与菊生、梦旦两兄书》曰：“书悉。国学讲义中《读书法》一种，顷已撰成一半，因恐全讲义出版期迫，谨先寄上。今夕到北戴河小憩，约五六日便归，余半当在彼成之。”9月15日《致菊公书》言：“一月前寄上《读书法》前半篇，未得复书，不知有无失落，祈一见示。后半篇近数日始续成，因钞胥乏人，明日入京当先钞上。下半年在清华讲学。”[2]可见，商务方面当时还拟约请梁启超另撰一种，但不知何故，并未落实。国文科最后成书的讲义中，梁氏所撰仅有《读书法》。
联系当时的社会、文化背景可知，《读书法》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影响颇大的文化事件国学书目推荐之产物。1 *** 3年2月，应将要赴美留学的胡敦元等四个清华 *** 的请求，胡适“为普通青年人想得一点 *** 的国学知识的人设想”[3]，开列出《一个更低限度的国学书目》，初刊于《东方 *** 》第20卷第4号（1 *** 3年2月25日），再刊于《努力周报》增刊《读书 *** 》第7期（1 *** 3年3月4日），引起不少人关注。3月11日，《清华周刊》记者致信胡适质疑，胡适随后作复[4]。该刊记者还约请梁启超另拟，在京郊休假的梁氏于4月26日“凭忆想”撰成《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》，初刊于《清华周刊·书报介绍副镌》第3期（1 *** 3年5月4日），发表时另附梁氏所撰《更低限度之必读书目》《治国学杂话》《评胡适之的〈一个更低限度的国学书目〉》三文。“梁、胡所拟者，以盛名为之辅，乃不胫而走，坊间汇订之书目，闻亦销行巨万”（曹聚仁《春雷初动中之国故学》）[5]。在他们的影响下，相关商榷讨论及另拟书目纷纷 *** [6]，如李笠撰有《国学用书撰要》，附录《评胡适书目》和《评梁启超书目》[7]。梁启超本人亦应商务约稿，改写出更为 *** 周密的《读书法》，先以“读书法”为题，连载于《清华周刊·书报介绍副镌》第5期[8]（1 *** 3年9月29日）和第7期（12月2日），后又由商务推出单行本。1 *** 5年1月4日，《京报副刊》在孙伏园的主持下，发布《一 *** 五新年本刊之二大征求》：“青年爱读书十部”和“青年必读书十部”。关于后者，启事提到：“是由本刊备券投寄海内外名流学者，询问他们究竟今日的青年有那十部书是非读不可的。本刊记者耳目容有未周，热心学术诸君如有开列书单赐下者更所欢迎。”随后，该报从2月11日至4月9日，共登出78人推荐的必读书目，除胡适、梁启超再度亮相外，还有周作人、马裕藻、 *** 、林语堂、沈兼士、顾颉刚、汪兆铭、马叙伦、罗庸、许寿裳、太虚等名流参与。整体来看，诸人推荐的“青年必读书”和青年自己票选的“爱读书”中，中国古籍或时人撰著的国学研究论著占绝对优势[9]。因此，这次征求活动可视为胡、梁引发的国学书目推荐事件的持续“发酵”。然而，大文豪、思想文化界斗士 *** 却交了“白卷”，坦言“从来没有留心过，所以现在说不出”，并在“附注”栏说明道：“我以为要少——或者竟不—— *** 书，多看外国书。”[10]此言一出，更是引来一番关于要不要“读中国书”的激烈争论。
《京报副刊青年爱读书特刊》公布的票选结果：青年爱读书书目，前十种为：《红楼梦》183、《 *** 》100、《西厢》75、《呐喊》69、《史记》68、《三国志》62、《儒林外史》57、《诗经》57、《左传》56、《胡适文存》51
国学书目推荐事件是当时声势盛大的“整理国故”运动在大众阅读层面的辐射。它不仅反映了参与者在治学领域、兴趣、理路和 *** 等方面的差异，还因其关乎“改造 *** *** ”“再造文明”“民族国家认同”乃至“救亡图存”等与时势相关的重大问题，呈现了他们对中与西、传统与现代、启蒙与救亡等关系的不同思考。事件的核心人物胡适、梁启超、 *** 所持主张颇有 *** *** 。
胡适乃“新文化运动”健将。1919年12月，他发表《新 *** 的意义》一文，正式提出“研究问题，输入学理，整理国故，再造文明”的十六字方针，由此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“整理国故”运动。胡适主张以“评判的态度，科学的精神，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”[11]，把杂乱无序的“国故”改造为成 *** 且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新文化。《一个更低限度的国学书目》即其“整理国故”理念、 *** 乃至着力点的反映或实践。此目分工具、思想史、文学史三部，每部下的书籍大致按内容及成书先后顺序排列，书后附有注释说明版本、价值、用途或读法等。思想史、文学史两部，恰好是胡适从事国故整理与研究的着力点，他也将其视为“国学更低限度”。文学史书目基本遵照他扩大研究范围，重视白话和民间文学的理念，有意勾勒了一条话本小说和戏曲的发展脉络。思想史书目首列其自著的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，随后所列先秦之书及次序亦基本与此书一致，而藉秦以下书目，则可以窥测此书未成部分的概貌。此外，胡适刻意提点青年“用历史的线索做我们的天然 *** ，用这个天然继续演进的顺序做我们治国学的历程”[12]，并开列自己的《章实斋年谱》和梁启超的《清代学术概论》等时人论著，提倡青年阅读经过整理的古书……凡此，意在引导青年体会他所倡导的“历史的眼光”“ *** 的整理”（胡适《〈国学季刊〉发刊宣言》）等“整理国故”理路[13]，期望授人以渔，教给青年“历史的国学研究法”[14]。不过，随着“整理国故”运动越来越沉溺于发扬国光，身为“新文化运动”领袖的胡适又转 *** 度，公开感叹“现在一班少年人跟着我们向故纸堆去乱钻，这是最可悲叹的现状”，“这条故纸的路是死路”[15]，认为中国旧籍“没有一些东西可以给我们改进道德增进智识的帮助的”，青年人要少读，应多读外国书[16]，“多学一点自然科学的知识与技术”[17]。
胡适
*** 本人对国故颇有兴趣，喜好汉画像拓片，大量购买碑帖、墓志，著有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，也盛赞过胡适《 *** 续集两种·序》等古代小说考证成果[18]。私下里， *** 亦开列过国学方面的书单。然而，《京报副刊》的“青年必读书”征求属于公众媒体事件， *** 非常清楚此事件及他本人的巨大影响力。他对“整理国故”运动兴起后，思想界乃至全社会愈来愈浓厚的埋头读古书风气非常不满，担心“尊孔复古”的逆流死灰复燃。当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参与推荐，且有把“青年必读书”弄成“青年必读国学书”的势头时， *** 终于忍不住以极端的“交白卷”形式表明态度：“我以为要少——或者竟不—— *** 书，多看外国书”，力图以此引导全社会特别是国家民族希望的青年人的思想走向。在 *** 看来，身处国家民族危机深重、现代化远未完成的时代，应该倡导青年积极行动起来改变现实，而不是拿“整理国故”的旗子号召他们像老先生一样“埋在南窗下读死书”，“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”[19]；“我 *** 书时，总觉得就沉静下去，与实人生离开；读外国——但除了印度——书时，往往就与人生接触，想做点事。中国书中虽有劝人入世的话，也多是僵 *** 的乐观；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，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……少 *** 书，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。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‘行’，不是‘言’”[20]；“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，是：一要生存，二要温饱，三要发展。苟有阻碍这前途者，无论是古是今，是人是 *** ，是《三坟》《五典》，百宋千元，天球河图，金人玉佛，祖传丸散，秘制膏丹，全都踏倒他。”[21]这个主张和胡适在“整理国故”后期的看法一致，只不过 *** 的文化嗅觉和洞察力更为敏锐、超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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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于梁启超，“戊戌维新”失败后， *** 思路由自上而下的 *** 改良转向自下而上的思想启蒙，愈来愈意识到救国首在“新民”，对“ *** 常识”的培养十分重视。1910年，他曾谋划发起“ *** 常识学会”，打算联络同人编纂《 *** 常识讲义》《 *** 常识小丛书》和《 *** 常识丛书》，用为会员函授教材或廉价发售的普及读物。梁启超拟定的《 *** 常识讲义》科目中，即有“读书法”。次年，他还就这些书籍印售事宜，和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的张元济反复磋商，张不看好《 *** 常识讲义》，但乐意承担《 *** 常识丛书》，并建议补入科学内容。尽管上述成立学会、编印书籍的系列计划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，但为商务成功约请梁启超撰写《读书法》做了铺垫。
夏晓虹指出，梁启超对“ *** 常识”教育的构想与实践，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。发起“ *** 常识学会”时，由于此会是应筹备立宪而起，以培养合格的立宪 *** 为目标，故梁启超强调给社会中坚的中年人“采补”其最为欠缺但又关系国家体制与命脉的西方现代 *** 、法律与经济知识。1 *** 0年“欧游”后，经由对“一战”后西方精神危机的切近体察，梁启超重新确立了对中国固有文化的充足自信。此时，随着他的人生由 *** 从政转向以学术著述与高校讲学为主，梁启超“ *** 常识”教育的施教对象也向青年 *** 倾斜，内容亦偏重人文学科、重视人格修养，最终更集聚到国学，倡导“德 *** 的学问”与“文献的学问”并重[22]。
《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》《读书法》《要籍解题及其读法》等，即是“维新巨子梁启超从一个热烈追慕西方现代文明的盗火者，而变成了一个审择反思西方现代 *** 并阐扬昌明本土精神价值”[23]，会通中西而创造一种“新文化”以贡献于人类的思想者后，“淬厉”传统以普及“ *** 常识”的具体实践。
梁启超
梁启超、胡适二人所开国学书目，诚如夏晓虹所言，体现了“常识”与“专门学识”观念的冲突。梁启超《评胡适之的〈一个更低限度的国学书目〉》对胡适的批评，即主要着眼于此。他指责胡目一方面“博而寡要”，主观 *** 太强，胡适“正在做中国哲学史、中国文学史，这个书目正是表示他自己思想的路径和所凭借的资料”，“忘却 *** 没有最普通的国学常识时，有许多书是不能读的。试问连《史记》没有读过的人，读崔适《史记探源》懂他说的什么”，且“把应读书和应备书混为一谈”，列书过多。另一方面又“罣漏太多”，如“把史部书一概屏绝”，而在梁启超看来，“史部书为国学最主要部分”[24]。平心而论，虽然胡目有授人以渔的考虑，但从“一个更低限度的国学书目”应指点“国学常识”的角度衡量，胡目确实如梁启超所言，过于“主观”，“文不对题”。而胡适本人，也在一定程度上“领受”了这 *** 评。1 *** 5年，胡适在平民中学演讲时提到：“关于要读什么书的一个问题，在《京报》上已经登了许多学者所选定的‘青年必读书’，不过这于青年恐怕未必有多大好处，因为都是选者依照个人的主观的见解选定的，还不如读青年自己所爱读的书好。”[25]胡适所言“选者”，当然包括他自己。
而梁启超晚年所开国学书目，则专为那些“除却读商务印书馆教科书之外没有读过一部中国书”[26]的青年指点“国学常识”而设。在他看来，“国学常识”乃“ *** 常识”的首要内容，是中国青年必须首先了解的。《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》中有些书的评介已流露着这个意思。比如，梁启超说“前四史”“在学界之势力与六经诸子埒，吾辈为常识计，非一读不可”[27]。《更低限度之必读书目》末尾云其所举“各书，无论学矿，学工程学……皆须一读；若并此未读，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”[28]。《读书法》更是明确说：“做人要有做人的常识，做 *** 要有做 *** 的常识。晓得本国文献，便是 *** 常识的主要部分。”后来，梁启超应《京报副刊》邀请推荐“青年必读书十部”，所举皆为中国古籍，此亦可见“国学常识”在其理想的“新民”人格中所占的地位与分量。之所以如此主张，与“欧游”后梁启超“自西向东”的文化转向有关。他亲眼目睹了“科学万能”、 *** 竞争等迷梦破灭后西方社会的人生观及 *** 危机，打破了以往“进步”的西方想象，醒悟到中国古圣先贤的“人生哲学”最值得宝贵，具有恒久价值，不仅可以供我们“终身受用不尽，并可以救他们西人物质生活之疲敝”[29]。沿着这样的思路考虑，“国学常识”自然是“ *** 常识”的首要内容。
1 *** 3年4月，因旅居缺书，梁启超先“凭忆想”撰成《一个更低限度的国学书目》。四五个月后，又在其基础上修订出《读书法》。目前，学界集中关注的是前者，其实，罕见提及的后者因为是晚出的论著体，相对于簿录式的前者，不仅更具逻辑 *** ，而且充分阐述了如此开列的目的、缘由，对诸方面书籍内容、价值的评析及相关研读法的提点也更为周详、 *** ，有些看法甚至有所修正。（当然，后者举书数量略小于前者。）因此，探究梁启超推荐国学书目及其“ *** 常识”观的“晚年定论”，应以后者为准并参考前者和梁氏所撰其他书目及读书指导类著作。
《读书法》供国文科初级使用，专谈本国书，期望指导青年“人人得有国学基本知识”。一开篇，梁启超便联系西风渐盛的时局，提出“为什么读本国书？读本国书有何用处”这个颇为尖锐的问题，并点明这在“从前绝对不成问题，今日却很成问题了”。在他看来，读本国书有如下三种用处：之一，“帮助身心修养及治事的应用”；第二，“知道本国社会过去的变迁情状，作研究现在各种社会问题之基础”；第三，“养成对于本国文学之赏鉴或了解的能力及 *** 练自己之文章技术”。随后诸章便从这三个方面逐一展开，胪举应读的要籍并评述内容、提点读法。这个理路，明显由《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》的“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”“ *** 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”“韵文书类”“小学书及文法书类”“随意涉览书类”五类删改而来，但更具逻辑 *** 。后者的五类划分，既按阅读的目的、 *** ，也按学科、文体，显然违背了梁启超本人讲解作文法时强调的分类三原则中的“对等”（“所分类 *** 质相等”）和“正确”（“所分类有互排 *** 不相含混”）[30]，是故他自嘲道，“所列不伦不类”，“若绳以义例，则笑绝冠缨矣”[31]。《读书法》改为按阅读目的或用处分类阐述，标准更统一，更有逻辑 *** 。
《读书法》因为是论著体，对诸方面书籍内容、价值、读法的评介也更为周详、 *** 。比如，梁启超把关于第二方面的学问称为“文献学”，认为大部分是历史，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“国学”。他具体分为获得常识和从事研究两个层次来谈。他首先强调了前者的必要 *** ：“晓得本国文献，便是 *** 常识的主要部分。我们 *** 曾经做过什么事，所做的事留下好的坏的影响给我们的共有多少，这是和我们现在、将来的命运关系最切之问题。我们无论做何种事业，都要看准了这些情形才能应付。”鉴于目前还没有编出好的国学常识书籍，万不得已，他推荐青年阅读：《左传纪事本末》（能读《左传》原文更好）；《通鉴纪事本末》（能读《通鉴》原文更好）；《宋史》《元史》《明史纪事本末》；《文献通考》之下列各考（《续通考》《皇朝通考》附）：田赋考、钱币考、户口考、职役考、国用考、 *** 考、学校考、职官考、乐考、兵考、刑考、经籍考、四裔考；《四库全书提要》之各部各类总叙；《读史方舆纪要》之各省各府总叙。这个书单考虑到了历史事件、典章 *** 、书籍学术、地理沿革等，纵剖横描，可谓周全。不过，梁启超却无奈地指出，这些书卷帙太多，不必要的资料不少，必要的资料却并未齐备。更进一步，他推荐青年读先秦“中国文化初成熟”时代产生的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中二十八篇等比较可信的元典，因为他们“支配二 *** 的社会心理”。获得国学常识后，若想从事研究，梁启超首先推荐王充《论衡》、刘知幾《史通》、郑樵《通志略》的叙论、章学诚《文史通义》，认为“这几部书都是极富于批评精神的”，读之“可以开拓心胸，且生发好些法门”。随后，他提点了如下五种“研究法之普遍原则”：之一，“用怀疑精神去发生问题”。第二，“用耐烦工夫去搜集资料”。第三，“用冷静头脑去鉴别资料”。第四，“用致密技术去整理资料”。第五，“用谦谨的态度去判断问题”。类似原则，梁启超在《古书之真伪及其年代》和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等论著中也有阐述，可以参看。最后，梁启超推荐了一些应用上述原则的典范著作，比如，他荐读俞樾《古书疑义举例》等，提示要“看他们怎样的驾驭资料，且所下判断何等谨慎”。在梁启超看来，清代经师做学问的 *** ，和近代欧、美人研究科学的 *** 略同，“不惟在学术上可以引起种种发明创造”，即就涵养“勇敢、耐烦、明敏、忠实、谦逊”等德 *** 论，亦极有关系，青年应多下些工夫。这种论述，不仅层次分明、环环相扣，而且情理兼到，很有说服力。
《读书法》对《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》中的一些观点还做了修正，这主要集中在第三方面。后者虽列有“韵文书类”，“随意涉览书类”所荐《世说新语》《定庵文集》等少数书籍也属文学类，但并未推荐小说，也未刻意标举古文，原因是梁启超列举这两类书籍的目的仅是“专资学者课余讽诵、陶写情趣之用，既非为文学专家说法，尤非为治文学史者说法，故不曰文学类，而曰韵文类。文学范围，最少应包含古文（骈散文）及小说。吾以为苟非欲作文学专家，则无专读小说之必要”。至于古文，他认为“本不必别学。吾辈总须读周秦诸子、《左传》《国策》、四史、《通鉴》及其关于思想、关于记载之著作。苟能多读，自能属文，何必格外标举一种，名曰古文耶？故专以文鸣之文集不复录。（其余学问有关系之文集，散见各门。）《文选》及韩、柳、王集聊附见耳。学者如必欲就文求文，无已，则姚鼐之《古文辞类纂》、李兆洛之《骈体文钞》、曾国藩之《经史百家杂钞》可用也”[32]。可见，此时梁启超并不认为文学欣赏和写作的技能是需要刻意培养的“国学常识”。
而在后来所撰《读书法》中，梁启超却将养成文学赏鉴能力、 *** 练文章技术视为“读本国书”的三大目的之一，这固然与预期读者水准略低有关，但更主要的原因是，伴随着撰著成文，他的思考更周密成熟了。梁启超首先从“ *** 常识”的高度立意，反驳一些人所持有的“白话文学通行了，旧书可以不读”论调，阐明阅读以文言为主体的古书之必要 *** ：“我们不妨专作白话文，但不能专看白话书。现在留传下来最有价值的书，百分中之九十九是用文言写的。我们最少要有 *** 翻读的能力，才配做 *** 中之智识阶级。即以文学论，文言文自有文言文之美，既属中国人，不容对于几 *** 的好作品一点不能领略……白话 *** 得好的人，大率都是文言文有相当的根柢。”随后，梁启超分为三个目的细论。之一，“对于用本国文字写出来的书籍，能 *** 阅读”，这是更低限的要求。他认为，应“挑选几部不浅不深的古书”精读，“务求一字一句都能了解”，这比学校通行的“什么讲古文讲文法等等机械教育强多了”。首先荐读《汉书》《左传》《荀子》《韩非子》，此后，“还不自满足，更把《说文段注》一读，知道每个字的来源及异训；把《经传释词》一读，知道古书特别语句之构造法，那么，便可以读先秦古籍和读近人白话文一样的 *** 了”。第二，“为 *** 练自己的文章技术：令自己有什么观察所得或感想所及，能彀极 *** 的发表出来，恰如其分；令别人读去，毫无不了解之处，又不至误会。再进一步，能令读者感动，得着自己所想得的发言效率”。要得着这种技术，先要“找些前人名作来做模范”。鉴于白话文名作“大率属于纯文学的小说类”，不适宜“作初学文章的模范”，他建议多读文言文，因为文言技法也可应用于白话，而且事半功倍。文言文中，他觉得前面推荐的《汉书》《左传》等太古奥了，也不推荐明清以来所谓“古文家”专倡的韩、柳、欧、苏之文，“以为他们浮辞太多，而且格调章法往往故为矫揉，不近自然”，而郑重推荐后汉、魏、晋间之文和前清朴学家之文，认为它们“句法整齐，条理明畅，无浮响，无枝辞，择言必雅而不伤奥涩，蓄意尽达而仍复谨严”。第三，是培养文学的趣味[33]，“对于好的文学能彀欣赏”。不外把一般人所公认的名作多看，“心爱的便加讽诵”。除推荐《楚辞》、陶渊明诗等传统诗歌经典外，梁启超还推荐了纳兰词、《桃花扇》《 *** 传》等词曲、小说经典。小说的纳入，使书单更全面了。
此外，《读书法》更能体现梁启超的 *** 见解。《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》因驳斥胡适书目而起，既纠正了胡目的偏误，也没有摆脱胡目的影响，比如，类目中的“思想史”“小学书及文法书类”即有胡目“思想史之部”“工具之部”的影子。《读书法》则冲破了胡目造成的思维定势，完全按自己的主张结撰，更具 *** *** 。
《读书法》对之一方面关于“身心修养及治事”书籍读法的提点也值得注意，因为它具有不同于“整理国故”主流新派的纠偏价值。梁启超指出，身心修养虽然要遇事磨练，但也须平日用功：除了良师益友提撕督责外，书本上的前言往行也可以鞭辟浸 *** ，给予“很好的 *** 、启发、印证”。本国先辈的嘉言懿行，“读起来格外亲切有味”。此类书“全世界各国怕没有比中国更多的了”，理学家的著述几乎全部都属这类，但是有许多陈陈相因的话。因此，应该先把“虚玄的哲理谈”和“形式的践履谈”（“礼教上虚文”和“外部行为之严谨的检束”）撇开，专看可以切实受用的修养谈。经过精心筛选，梁启超
